文革——不堪回首，然而串连，却其乐无穷
八一八
1966年8月，在北京建筑工程学校有幸参加了“干部子弟”最初组织的红卫兵，其实那时心里已经发虚，我的妈妈是“摘帽右派”，我能参加红卫兵吗？记得8月18日前夜，和一帮同学前往西城区委，死缠活磨地要天安门观礼台的票，只是听说那天有重大活动。具体去干什么，一无所知。终于拿到团体票，大约20人，连夜组织召集齐人，连夜出发，步行前往天安门，不知疲倦，没有食品和水，沿途已经有解放军和警察戒严。凭着我们手中的票，到达警卫战士指引的地点，我们是在天安门西侧，金水桥旁的灰色观礼台最东边站定。
天还完全黑着，但是天安门已经灯火辉煌，人声鼎沸。人人都翘首远望，听说毛主席要来检阅红卫兵？！足足等了几个小时，天蒙蒙亮了。有人已经支持不住，东倒西歪席地而坐昏昏睡去。我记不起自己是否睡过，也记不起是否感到饥饿，总之，当着大家终于在“东方红”的乐曲中遥望天安门城楼，远远看到国家领导人是那么小小的，远远的，根本看不出哪个是毛主席，真是感到天安门广场太大了,天安门城楼太高了。大会的议程是什么，谁在讲话，没有一丝印象，只是随着人们一遍遍地呼喊“我们要见毛主席！”，终于看到毛泽东原来是穿着军装的，缓缓地，挥动着手中的军帽，从天安门城楼上向西侧走来。我们这一边的红卫兵小将们疯狂地呼喊，我甚至能侧目看到满面通红、满目泪水的张张面孔和瞪大了的双眼。还是太远了，毛泽东的眉眼看不清楚，但是那是我们距离主席最近的一次了。
大会之前，我们还看到一队队红卫兵整齐地走过金水桥，走进大门洞，有大胆的从我们的灰色观礼台中跳出，紧跟队伍走进天安门，后来才知他们是登上天安门城楼，比我们更近地见到伟大领袖。我从来就没有那个胆儿，也不敢想冲进那个队伍中去。直到下午才回到学校，没有休息，直接响应领袖号召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运动。
几天里，走街串巷，“破四旧”，打砸一切我们认为是旧的东西：老屋、老店、老街，老牌，人们对红卫兵唯唯诺诺，不敢有任何怠慢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只是“革命的”伙伴中有一个相貌相当美丽的女孩儿，高挑的身材，白净的皮肤，眉清目秀，她是我们的头儿，我们跟在后面，就愿每天多看她两眼。其实至今我都没有记起她叫什么名字。后来就发展成打人了，打学校里的“当权派”，打社会上的“地富反坏”，凄惨的情景，血淋淋地现实，突然使我对“革命”产生了不可名状的疑惑。结果，10天左右，学校宣布正式成立红卫兵组织，名单里就没有我了。于是乎，我就和我们班的班长老刘，怀揣5元钱，背个小书包，里面不忘装着个红卫兵袖章，毅然前往北京火车站，开始了全国大串连。
第一次串连记事
1966年8月30日。火车站人头攒动，欲串连的学生在专门的窗口前排起了长队，领票，仅仅是领票，根本不用花钱。有到天津的，到上海的，到广州的，到兰州的，轮到我时，突发奇想，“我们要去昆明！”填发车票的工作人员愣住，离座走进里屋，一会儿，走出一个头头，说“填吧，就写昆明，孩子们想上哪儿都行！”拿着一张小小的纸片，上面写着北京——昆明的字样，“快去，还有三十分钟就要开车啦！记住，找去成都的列车。”那个头头在我们的身后大声喊道。上了车，很快，车就启动了，没有座位，我们就坐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。火车从哪条线走成都我都不知道。一路走走停停，人们上上下下，我们居然还有了座位，可以在座位上打个盹了。那时没有疲倦感，只是觉得兴奋，激动，唯一感到不适的就是三毛钱的面条装在一个小小的饭盒里，根本不够塞牙缝的。赶巧我们遇到了三个清华附中的真正的红卫兵，他们敢于“造反有理”，找到列车长陈述红卫兵串连闹革命，你们的饭太贵，我们吃不起。列车长立马与餐车联系，仅我们北京红卫兵小将五人到餐车吃饭，每人每天一毛钱，管饱。一路下来，我们紧随三位小将，过成都，到重庆，穿贵阳，达昆明，都有当地政府或学校接待，吃香喝辣。我们也不多说话，一切听那三个红卫兵的，记得在昆明云南大学，领导接见，坐在宽大柔软的沙发上，受宠若惊。后来看到清华附中的名头太大，我们不好再在其中混饭，就找个借口开溜，开始了我们的自由活动。
还有一段在火车上的经历值得一叙：那时火车上还没有大量学生，坐车并不拥挤。我们在贵阳到昆明的列车上，对面坐一个某单位的干部，跟我们攀谈之后讲起云贵的一些民族趣事，什么云南十八怪呀，当地人们的生活习俗，特别是云南有些少数民族的女孩儿“抱着孩子谈恋爱”，男子和怀了孩子或已生了孩子的女子谈婚论嫁，并不介意这个孩子是新娘以前和谁有的，生下来就是自己的，这一点比起我们汉族人还显得开化，但是一旦这女子已经为人妻，就不会再与其他男人来往。正听得津津有味，旁坐的几个南方口音的学生模样的青年站起来，大声指责那个干部宣传封资修，放毒，吓得那个干部连连做着检讨，再也不敢多说一句。我当时很不以为然，说了解一下当地民风又怎么啦？那是事实，根本谈不上什么“封资修”！正要争吵，突然从另外一个方向传来更激烈的喊叫声，循声望去，原来是从新疆来的几个文艺团体的年轻演员在热烈地高唱着歌曲，有新疆的，也有前苏联的，还有一个美妙的手风琴在伴奏。这帮南方学生中的几个又冲过去对着新疆人大吵大叫起来，胡说他们在演唱靡靡之音。对于这种无知无耻之人，我真想跟他们较较真，但是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制止了，后来车厢里一片寂静，反倒没有了情趣。真扫兴。
离开北京的前几天，我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梦见我在上海大世界游荡。我们离开昆明时，看到有昆明直达上海的火车，于是我们就直奔上海而去。路上我们遇到过山体滑坡，山石砸车，有一段铁路路基塌方，数百名不顾死活的铁路工人站在铁轨之下，每人手持一根枕木撑顶住悬空的铁轨，我们的火车就在他们的头顶极缓慢地滑过，那一幕惊险景象，我至今不能忘怀。长沙、南昌、杭州，我都不下车，一心只想见识上海大世界。其实上海大世界不过如此：不看不知道，一看——咳，比北京的剧场、剧院差得太多：小气，狭窄，破旧，湿闷，嘈杂，完全不是梦中所示。再后来为了看大海，不惜在上海一个人闲来逛去，生生等了两个星期，得到一张上海到大连的轮船票。我的伙伴已先期返回北京。此时已是9月下旬。
在上海住在某红卫兵接待站，碰到一个湖南学生，拉我去动物园玩儿，言之凿凿：毛主席就是让我们游山玩水的，领略祖国大好河山，更爱祖国更爱党。我豁然开朗，再也不去各大院校看什么大字报，再也不去记录什么学校走资派的名录，怡然自得地开始了游乐。上海动物园简直太烂了，游者可以近距离接近任何小动物，在水池边用石块击打海豹，弄得海豹拼命冲出水面去撕咬侵略者，几乎发生血案，惊心动魄。数十个小猴子争抢一面破碎了的镜子，每个拿到碎片的猴子对镜子里的自己惊奇不已，斜眼相对，爱不释手或含在嘴里。一个紧贴网笼的孩子忘乎所以逗猴子，却被另外一只大猴侧面偷袭得手，一把抢得他的帽子，从网笼的小小的缝隙中拼命往里拽，小孩子也拼命往回夺，后来只见几只大猴共同往里拽，小孩儿一人往外拽，把个好端端的帽子撕成碎片！在旁观者的哄笑声中，小孩子呜呜哭个不停。
找到了爸爸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个老朋友的家，得到袁妈妈的热情款待，并在她家住了几晚，吃的可好了。只是她的两个儿子都不在上海，老大在江西永修共大，我们1960年在北京见过。老二外出串连去了。在等待船票的时间里，有一天，回到驻地，发现我的床铺上睡着一个人，高高大大的，等他醒来，方知他就是袁家老二，到外地串连刚回来。他带着我在上海游览，参加了批斗上海当权派的大会，讲述了自己的家世，热情而亲切，就像是自己的兄弟。
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看到了真正的大海！乘坐海轮整整48个小时，在海上飘逸。我是幸运的，我们这次航行两天，无风，二级浪，所以我没有碰到晕船现象。远望无际的大海，用水瓶接了海水来尝，苦涩难咽。船上一只大鸟呼啸而来，飞驰而去，船上人说，它总归要飞回到船上，因为它没有更多的体力飞到遥远的陆地。船上的被褥要交租金，伙食也贵，我们学生支付不起。为此，船长只好被褥免费，饭钱减半。临晨睡不着了，只想着别错过看日出。一个人站在甲板上，一望无际的深黑色的大海，风平浪静，四周什么也没有。东方初曦，眼见火红的太阳慢慢从海平面升起，很壮观。这时身旁出现了一个小女孩儿，丰满白净，个头不高，也跟我一样望着太阳的升起。随便聊了几句，她是广东人，从没有见过大海。她和同学们一起本来是要步行串连到北京去的，在湖南境内竟有两个女同学失踪，她们害怕了，就分散改为乘车到北京去。她在北京已经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了，其实什么也看不到。这次也是完成自己的看看大海的愿望。到大连她要投奔亲戚。
下了船我们就各奔东西。在大连海运学院驻地，参加了学院组织的庆祝十一游行，在大连主要街道走了一遍。十月初，东北已经很冷了，我还穿着一条单裤和凉鞋。白天还行，我站在星海公园的海边，阳光温暖，心想不能再犹豫，机不可失，说不定以后再没有机会。我毅然脱去衣裤，跳进大海，一生中第一次在大海中游泳，来回游了四五百米，我对自己感到满意。接下来我就找大连海军工程学院，原来它不在大连而在旅顺，还得乘公交车。我一直以为大连和旅顺就是一个地儿。在姐姐的海工招待所住了两个晚上，她很忙，无暇顾及我，我穿的很少，又不好意思跟姐夫要军装，就说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了，也不知家里怎样，于是匆匆离开大连，乘火车回家。
第二次串连
1966年10月5日。回到北京，第一时间先到学校去看看，就怕学校说自己犯自由主义。结果发现学校一片狼藉，宿舍里自己的被褥不知已被多少人践踏过，脏的没有模样，屋子里臭气哄哄，同学老师不知所终，只好回家住。还没有喘口气，得知妹妹和同学也去串连了，在母亲的大力支持下，收拾了简单行装，带上几十块钱，就和机关大院里的四个孩子组成小分队，我们又踏上了全国免费的旅途。这次行程的成员是吴祖煌、陈燕卫、小克子、我弟弟蒋新东和我。机关大院的其他孩子据说都在各地串连。
我们这次第一站去了广州。10月的广州还挺热。住在广州的红卫兵接待站，具体在哪儿记不得了。吃饭，我们捡最便宜的，在广州吃清汤面，是先吃后结账。南方盛面的碗很小，我们每个人一顿得吃好几碗，餐桌上摞了高高的面碗。最后，老板娘数着碗算账，十几二十几碗面没多少钱。那时人的觉悟也高，也没有人作弊，自己的空碗就放在自己的面前。后来听说广州改成先交钱再吃面了，因为串连的人太多，竟有浑水摸鱼之辈，吃完面把碗乱放，不交钱一溜走之。天气热，大家都爱吃凉的东西，东东记得我们老去吃“冰室”，就是比冰棍便宜的冰碴，浇上甜汁，凉凉的，甜甜的，几分钱一小盘。我们曾想去尝尝蛇肉，找到一个卖蛇肉的大饭店，还得乘电梯到楼上，一看那里面的排场，问都不敢再问，扭头就下楼了。真不是我们去的地方呀。串连学生在城里乘车不要钱，想上哪儿都行，但是听不懂广东话，我们只能看路牌找路，我们在广州都去了些什么地方，一点记忆都没有了，只记得广州公交车上的售票员的喊话：“嘎命地土鸡们，刮几姆，刮欧姆！（革命的同志们，关前门，关后门）”。
离开广州到达桂林，久闻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，我们得好好看看。
参观了桂林的七星岩和芦笛岩，山洞里的奇形怪状的钟乳石在人工的彩色灯光照耀下现出多少神奇，无奈参观的人太多，把那里的幽静和神秘打破，以后在北京的百花山洞也可看到类似的情景，桂林的山水已淡出印象。漓江的清净，象鼻山的传说，随时间的远去，忘记了。唯独记得桂林的柿子，洗净就吃，甜美无涩，不像北京的柿子，还得“榄”过多日，没有了涩味才能入口。
在前往重庆时路过贵阳，我们没想在贵阳下车，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。晴天一块铜，雨天一包脓”。这是形容贵州的地貌，给我们留下极不好的印象。但是在即将到达贵阳的前一个小站，我们的列车足足停留了20个小时。那时我们也没有地图，也不知我们停留的这个小站叫什么，只能等待。列车终于开动了，大家不禁欢呼起来。缓缓地，不到十分钟，“贵阳到了”！他妈的，早知如此。我们走也走到了。
在重庆看的是渣宰洞，《红岩》小说里的许多革命烈士牺牲在那里。到红岩村，看周总理当年的南方局办事处，在许多照片里寻找妈妈的影子，只是模模糊糊听妈妈说过她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，怎么没有呢？（后来问起，妈妈说她是那里的“小不拉子”，照片里不会有的）。在大街上碰到机关大院的邵小川和李周，小川把他的弟弟小山带丢了，正急得找呢。小山当年才12岁！后来听说他们在新疆乌鲁木齐找到小山。小山走失以后，只知道他们下一站要去新疆，就提前自己坐火车到达乌鲁木齐。小山这家伙真是人小鬼大，太聪明了。
后来我们又去了成都，对成都的都江堰、青城山、杜甫草堂，一点知识都没有，只记得去了刘文彩的地主庄园，在大邑县。排队登上大卡车，几十分钟到达。那里的人像雕塑栩栩如生，至今堪称艺术，只是被政治色彩罩住，失却光华。我曾久久站在那关农民的水牢前，心想假若我被关在这里，个中滋味会是啥？！
我已经坐过海轮，这次要坐江轮了。我们从成都再返重庆，从重庆坐江轮沿长江而下，那时还不兴看三峡，过三峡时正半夜，船外漆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到。由于串连学生愈来愈多，我们只能睡在最底层的煤仓，席地而卧，身旁就是一个小窗，窗外一伸手就可以够到江水。一个小家伙，大连人，手捧一军帽的毛主席像章，非常得意地向我们显示。不料在晚上睡觉，不知怎样被人一脚把帽子踹到窗外，数十个像章沉入大江，那孩子哇哇大哭，却无可奈何。后来，他又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给我们看，那上面有许多签名。他说他要看“外国银（人）”，蓝眼睛，金头发，已经有一个“新西狼（兰）银”给他签名了。我们听着他认真地讲话，跟着他笑。
到武汉，去看了东湖。“东湖更比西湖好”，好像是朱德的一句诗，从武汉大学山头远眺，湛蓝的湖水确实挺美。（公园里的屈原雕像，好像被推倒了？）东东不知吃了什么，身上长满了红斑点，弄得我好紧张，后来接待站的医生给他吃了防过敏药，无大碍。在汉口火车站遇到麻烦，我一个人滞留在车站，8小时后再乘车去长沙，四个伙伴早在长沙车站站台等了我8个小时。他们哪儿也不能去，因为钱都在我的身上。
长沙有什么，毫无印象了。对了，去看了毛主席故居，韶山冲。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周边修整的清新静谧，人们排队参观，没有噪杂，只有仰慕。
我们一行后来又去了杭州。逛西湖知道了什么苏堤春晓、柳浪闻莺、花港观鱼、三潭印月等杭州美景，大都走马观花，不知所云，唯独记住了人们在往观鱼池中投放饼干面包之类喂鱼之时，只见不知是谁扔进一硕大的面包，被一群五颜六色大小鱼儿围住拼命啄食，突见一更硕大鱼怪猛地从深水中窜出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一下子就把那整个面包连带周边小鱼吞进，巨大的身躯将水面激起大大地浪花，瞬间潜入水底，所有眼见者一片惊呼！
我们好像看到了被唾沫淹没了的秦侩夫妇的雕像，却没有看到岳飞神像，岳庙大门紧锁。还有一处就是灵隐寺，传说这里大雄宝殿内的释迦侔尼佛像比其他寺庙的都高大精妙，然而大门紧锁，隔窗看里面，黑乎乎什么也不见。因为文化大革命，造反派们无恶不作，为了保护文物，只能暂时封闭大殿，谢绝参观。为此我一直心存遗憾。时隔40年后，我才有机会看到了真实的灵隐寺大佛。
从杭州到上海，火车上人满为患：座椅上坐着的，椅背上跨着的，行李架上躺着的，座椅下面趴着的，过道上人挤人，厕所里也挤满了人，没有吃的，没有水喝，车窗外下着细雨，陈燕卫只好拿水杯接顺着窗沿流下来的雨水喝！结果到了上海就感冒发烧。此时的上海已经大乱，大世界因为封资修的东西太多被封闭，祖煌、东东、小克子、卫卫他们无缘欣赏，与我上次到上海只有短短月余。我们再想乘坐海轮更是不能，航班都不能按时起航，上海工人都造反呢。全国的学生都在享受免费旅行，东北的孩子们把身上的虱子带到南方，上海人怨声载道。我们几个天天抓挠，浑身奇痒，并分别从各自的衣缝中间搜寻出不少虱子，唯独祖煌，经常奇怪你们怎么老挠痒痒，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啊。一日静下心来，祖煌脱下棉毛裤，在灯光下我们一起翻过他的裤子，在棉毛的缝隙中，我们发现了不止70个大大的肥肥白白的虱子！在狂笑中我们争先恐后将那肥白之虱一一杀死，祖煌瞬间感觉浑身瘙痒起来。
上海人的认真是出了名的。我们乘公交车出行，上海售票员会一一查票，几个人下车，几个人上车，他（她）都明明白白。上海人有月票的就自己喊一声“月票”，上来7个人只有两个喊“月票”，那么剩下5个就是我们了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喊，那售票员就不依不饶，一个劲地用上海话大声问，还有五个没有买票！后来我才听明白这是问我们哪，我也只好大声回答，我们是串连的学生！他一听我的外地口音，就不说话了。车里很挤的时候，上海人会很客气地问“侬偶奇呀？”（你下车吗）“阿拉勿偶奇，”（我不下车），“阿拉掉一掉，”（我们换一换）。我是慢慢听懂了，可是小克子不懂，不说话，也不理人家，人家只好挤他，有一次还差点和人家打起来。在上海都干了些什么，到哪儿玩儿了，吃的什么，统统不记得了，只记得回到北京是1966年12月20日。爸爸妈妈惊叹：东东两个多月不见，长得那么高了，好像是一下子长了15公分！燕燕说当时看他的裤子短了一大截！
第三次串连
再次所谓串连，实在是一次冒险。中央发现学生串连一发不可收，急令停止。1967年初，串连学生只能凭本人学生证领取火车票回到本地，各地学生接待站相继撤销。串连结束。然而春节过后的一天，我们正在甘家口小川家玩儿扑克，李周悄悄出现，手里拿着五张北京到昆明的火车票，问道:谁还敢去玩儿一趟？我颇为心动。可是我们没有昆明的学生证，怎么走？中央已经三令五申停止串联，能行吗？不知是谁说，现在外面还有很多学生没有回到本地，此车票一周之内有效，否则过了这村儿没这店儿了。启光说，那咱们试试，走哪儿算哪儿，不行就回来呗，反正在家也没事干。于是乎，决定第二天一早出发，奋勇者我、启光、李周、丁丁（八开）、小安。我爸听说我们还要去“串连”，大怒，说你们就是对抗中央，你们就是去游山玩水！不许去！没钱！第二天，爸爸上班还把他自己的房间锁上，告诉我妈，不许他去！不给他钱！我简直绝望了。没想到，妈妈背着爸爸早就给我准备了25元钱，同时也背着弟弟妹妹，给我草草准备了行装：一床小薄被，一件薄棉大衣等等。我们一行五人“打起背包就出发”了。时间是1967年2月某日。
非常顺利地就坐上了火车。甭说，当时还未到天下大乱，火车的运行基本准时准点，我们为什么没有搭乘去西安－－成都方向的火车，而坐了北京到武汉的火车，说不清。然而认真的湖北人让我们领教了：在武汉火车站，有一帮“纠察”，听到我们的标准普通话，根本不容我们申辩，就把我们赶下武汉-昆明的火车。他们理直气壮地呵斥我们，就是想乘机继续游山玩水，不好好响应中央号召，复课闹革命！没办法，我们在车站候车大厅来回晃荡，回去吧，不甘心，不回去吧，又无可奈何。从厕所出来，我发现启光李周他们在和四个身穿皮军大衣的人在交谈，原来他们是地质部的老四（王四平）、老四的弟弟小肥子（王建军）、蛤蟆（王克锦）和宋荣荣。老四和李周是三十一中的同学，荣荣和启光是八中的，也认识。这下好了，我们九人组成一个团队，决定还是要争取往前走！却见老四把我们每个人的学生证拿走，趴在大厅的一个角落，取出印章和一个个铅字，在另外取出的空白学生证上，贴上我们的照片，盖好印章。当大功告成的时候，我们都变成了“昆明八一学校”的学生。统一口径：我们是随父母南下的北京人，在昆明上学，现在是响应中央号召，回校复课闹革命！嘿，老四的这个学生证做的真是地道，再上火车，就很少有人再气势汹汹找我们的麻烦，甚至有人讨好我们，说你们都是干部子弟，红卫兵吧？其实，至今我也不知道昆明有没有“八一学校”。
顺利到达昆明。根据地图，我们拟好行军路线，准备前往西双版纳。
我只讲我自己经历的几件事：当我们步行及搭顺风车，从昆明走到峨山时，在小县城边上公路旁仰身躺倒在土地上，眼望星空，李周哼起了《长征组歌》：“横断山，路难行，天如火，水似银。”我们犹如身临其境，感慨多多。云南晚上很冷，地质部的那几个弟兄有皮大衣，盖在身上御寒，我的小薄被就不行了，常常冻得睡不踏实。熬到天亮，我们用几个毛主席像章，换取了大货车司机的同情，答应把我们带到下一个县城元江。待到出发时，荣荣突然闹肚子。车不等人，我自告奋勇留下来陪他，约好和大家在元江见面。我和荣荣在地图上按比例尺量好，峨山到元江约40公里。以我们这几天每天平均行走速度，80里路晚上说什么也能走到元江了。走！我俩甩开大步走将起来。大白天的，烈日当空，土马路曲曲弯弯，左侧30米能看到对面的马路，我们走了将近一个钟头才走到。如果异想天开，顺山沟下去再爬上来，当地人说，三个钟头也到不了对面。只能顺着公路走。这个时候荣荣身上的皮大衣就成了累赘，真正是夏天穿皮袄：捂汗（武汉）呐！人说云南一年有一季：四季如春，但一天有四季，早春、午夏、晚秋、夜冬。看看路标走了约40多里，遇一路人，问到元江还有多远？一百多里哩！啊？！我们一下子就泄了气了，下半夜也到不了啊。无暇观看一路的美景：云山雾绕，小溪流水，翠鸟鸣鸣。我们决定搭车，但是很难。后来我们发现，有些带挂斗的车在上坡时开的很慢，我们悄悄爬上挂斗车，钻进车棚里，里面尽是大油桶，坐在里面，晃晃悠悠，听天由命吧，管他开到哪里去。几个钟头后，车停了，不知此为何处，我们悄悄爬下车，头也不回，走到河边去洗脸，因为我们发现自己已经灰头土脸，不成摸样。此时夕阳西下，我们正暗自庆幸，忽被一高大壮汉揪住荣荣脖领，厉声骂道“XX！你敢搭我的车！”我冲上前去掰那人的手指，这时又上来好多个司机与我们怒目相向。刚好来了个穿军装的人，跟那些师傅说了些什么，就把我们俩带走了。在一个小屋子里，像一个审讯室，那军人倒是和颜悦色，问了我们一些问题，知道我们是北京来的，知道我们一行是九人后，他笑了，站起身不动声色，带我们俩穿过街巷，走到一个小小的土屋，对着门里说，是你们的人吗？定睛一看，只听一片欢呼，启光、李周、八开、小安、蛤蟆、老四、小肥子，好好的，都在。我激动得都快哭了，沮丧一下子消除了。我以为我们会被军管会关起来呢，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。也不知道那个军人什么时候走掉的。原来这里就是元江县。整个县城就有一条主要街道，我们九人走在街上，非常醒目，家家的狗狂吠，可见它们对我们多么陌生。
我们在元江县城呆了两个星期，这里有个邮局，可以收汇款。我们每个人都给家里发了电报或写信，要钱。没有钱，我们想上西双版纳的愿望就不能实现。我们把公路旁边的小饭馆里的炒菜吃到腻，我们在元江游泳嬉戏，我们发现元江河边码放着成堆的青甘蔗，非常甜美可口，比我们曾经见过的紫皮甘蔗好吃的多。当地人说，你在甘蔗堆里放上两角钱，随便吃。于是我们九人每天白天放上两角钱，大嚼元江甘蔗，晚上又偷偷把两角钱拿走……
一日，我们在公路旁的一辆大货车头上，发现长长的铁链子拴着一只小猴子，非常好玩儿，就问那些闲散在路旁的司机师傅们，这猴子是谁的，能卖吗？猴主人出现了，我们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：那师傅瘦小的身子，满脸皱纹，活脱一个“猴它哥”！但是我们还是忍住笑，正儿八经地跟他讨价还价，以三元的价格连带铁链子将那才半岁的小猴子买了过来。以后的日子，这只可怜又可爱的小猴子就跟着我们，历尽磨难，被带回北京！我家和小安家，不知为何，没有及时寄钱来，此时离家已有两个月，大家都没有了再往下走的兴趣，于是一致决定，不去西双版纳了（还有数百公里的路程呢），回家。
我们九人做了一个决定，到墨江去，有人介绍那里的墨江刀很有名。我记得全程来回160公里，全部步行。（这在回忆小安的文章里有叙）。带着我们买来的墨江刀，一路艰辛万苦，回返元江。我在墨江新买了一双极不跟脚的球鞋，一路下来脚上上下都打泡，足有二十多个！忍痛走路，一声不敢吭。当着大家都在强打精神、默默无声地赶路的时候，只有八开，精神十足，走走就要找人说会儿话：嗨，还有十公里了，也就是二十来里地儿了，两个钟头我们就要到家了，咱们走的够快的呀．．．．．．只见启光对着八开大吼一声：X你妈，你他妈的再叨叨，我揍你！疲惫，劳累，谁还笑得出来啊！
在元江那小饭馆儿的最后一餐，八开用他的军用书包顺手兜走了一只小黑狗。我们曾经带着这只小黑狗在元江河边玩耍，一只极凶猛的大狼狗扑将上来，把我们吓得纷纷跳进河里。狗主人，一个晒得黑黑的汉子走来，喝住了大狗，笑眯眯地告诉我们，这只大狼狗就是小黑狗的妈妈！然而，最后它还是被八开偷偷地从饭馆抱走了！这样，我们一行九人，带着一只猴子和一条小黑狗,从元江出发，沿着原来的路，步行返回，回昆明（如果我没有记错，约275公里。）
往回走，不能幻想再有搭车的幸运，只能步行了。因为我们都是搭车到达元江，所以回程的路非常陌生，只能沿着公路路标前行。记得我们这一行九人，背负行囊，身穿黄色军大衣，光天化日下行走在云南元江至昆明的公路上，是何等的现眼，但是其实一路上我们基本见不到几个当地人。偶尔见到背筐负重或推着独轮车的晒得极黑的男人，低头走路，并不多向我们望一眼。大家也没有注意。后来身后追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，也是晒得极黑，在我们的身边下车，询问我们何方人士，去往何方，引起我们的“警觉”，反问他想干什么？我们把他团团围住，更显得那人个头矮小。不知是谁突然看到了那人衣服后面露出的手枪带子，启光、李周立刻与那人和颜悦色起来，非常配合地老实向那人告诉了我们的身份与去向。原来那人是一个公安！他早在县城就见过我们。我们向他抱怨这里的司机师傅没有同情心，也不让我们搭个便车。那人笑道，你们知道吗，这段公路上是不允许司机搭乘任何人的，这里的行人除了我们公安，你们所见任何路人不论男女都是劳改犯！而且是20年以上至无期或死缓的劳改犯！怎么？这些人看来在这里挺悠闲的走在路上，万一他们逃跑呢？那人一指周围的大山，“荒山秃岭，他们走不出去，否则只能饿死！”“他们在附近的矿山干活，方圆百里没有村庄，周边老百姓都是少数民族，见到任何外人他们马上就会告诉我们，跑不了的。”
这个公安陪着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，路上再见到人都是对这个公安唯唯诺诺，土色的衣着，晒得黝黑的皮肤，目光呆滞，没有任何表情。这个跟随林彪的四野部队一直打到云南的东北战士、老公安，使我们对他不由得不钦佩。后来在他的指引下，我们沿山间小路，顺着电线杆登山，至少少走了20公里路。
当着大家都走累了，坐在马路边上休息时，那只被我们带出几十公里的小黑狗和小猴子就不安宁了，只见小黑狗冲着小猴子汪汪尖叫，又扑又咬，小猴子对它不屑一顾，蹲在地上很不耐烦，用手一拨拉，就把小黑打到一边。大家都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打闹，忽然就见那小猴子双手支撑身子倒立起来，拿大顶张着嘴，嗷嗷地吐出好多黄汤样东西！却原来，我们走了那么多的路，小猴子饿了，我们自己都没有什么可吃的，谁还会想到它们！于是乎，那猴子抓了一把牛粪，饥不择食吞了进去，又恶心地吐了出来！眼见旁边一滩牛粪被搅得乱七八糟，我们大家明白过来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前仰后合，不能自已！可惜那时还不会照相！然而这精彩一幕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。
再走，二三百公里路，怎么说也得几天，大家都很疲倦，也没有了兴致。于是有人就想乘长途车回昆明，也有人仍想侥幸搭搭便车，我和蛤蟆（王克锦）就在大家的眼皮底下搭上了一辆缓缓上行的卡车挂斗，招呼其他人，谁也没有跟上，我俩只好钻进车棚，蹲坐在车里面听天由命了。车里装的是后来才知道的“岩盐”，运往内地的。迷迷糊糊之中，我扒开车棚，沿公路望去，寻找公路路标，忽然发现路标变成双数，15、16、17地往下走，而不是我们预想的299、298……，我低声跟蛤蟆说，咱们走岔路了，怎么办？下车，不可能，现在下坡，车速太快，即使下去往回走，几十公里，够咱们走一天的。蛤蟆说，嗨，管他呢，走哪算哪吧！我们就睡觉。忽觉车子嘎然停止，只听车外有两个人急促的声音，渐渐听明白，车子撞了人，司机两人商量把挂斗摘下，快速把伤者送去医院。结果，我们坐的挂斗被搁置一边，只听汽车呼啸而去。我们从挂斗爬出，天已渐黑，路标显示25公里，蛤蟆把随身带的地图取出，我们是从往昆明的公路二百九十多公里处走上岔道，图标这条公路再往前走可到个旧。我们决定就顺着这25公里往前走吧。天黑了下来，隐约看见路边有灯光，在一排房子有灯的房门前，我们敲开了门，里面有两个人在炉火上熬着一大锅肉骨头汤。说明了我们的状况，那两人招呼我们坐下，其中一人说，让你们赶上了，说着就用汤匙给我们一人盛了一大碗骨头汤，热乎乎的，我饿极了，且不管什么汤，啃着骨头，还有红豆米饭，真是好吃。那俩人看我们吃的香喷喷，笑道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，是只猴子，老猴子！刚打的。（怪不得，那骨头一点儿肥肉都没有。）我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土墙边上立着一把长枪。
原来这排房子是养路工人临时休息的地方，这两个师傅在山上打了一只猴子，在这儿熬骨头汤喝，还真是让我们赶上了，我依稀记得蛤蟆好像还给了师傅五角钱，私底下悄悄跟我说，给他盛的汤里净是猴肠子，不好吃！他们让我们随便找一间屋子去睡觉，屋里床上铺满了厚厚的稻草。我们也问知了往前走可到个旧，个旧到昆明有窄轨火车可通。
磕磕绊绊，几天后到达昆明。我们在昆明火车站徘徊，商议怎么买票回北京，一个女孩子走过来搭讪，问我们是北京的吗？说在某某路有一个串联学生接待站，那儿有好多北京学生，穿皮军大衣，还有一只猴子，我俩一听兴奋起来，立刻赶往那里，九个人终于又聚在一起。
后来，新华社的八开和启光，收到家里寄来的钱，李周在昆明有一个亲姑姑，他们各自买车票回家。我、小安和地质部的五个哥们，蒙过了火车站号称精明警察的询问，用“自制”学生证，借得了六张火车票，带着那只可爱的小猴子（那只小黑狗实在不好带，被八开留在了深山里），辗转回到北京。其时间为1967年4月中旬。
（还有一些细节，在回忆小安的文中有叙）。
至此，串连记事完。
人生再无此机会与经历矣。